【摘 要】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高质量发展，这是建立在科学分类基础上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多样化发展。构建“管办评”分离、“放管服”一体化的制度环境，以实现治理关系现代化；平衡行政与学术、学校与学院的关系，实现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建设多元化评价机制，对不同高校分类评价，实现评价机制现代化；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将高等教育学发展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从而不断完善高校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这样，大学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命运共同体才能通过培养时代新人，提供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撑，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为促进各国互信合作、交流互鉴和互利共赢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治理；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分类评价；多样化发展；大学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成为“教育强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了“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以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成了当前亟待面对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达到了51.6%。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呈现多样化、学习化、个性化、现代化等特征。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特征为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现实基础。再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10月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顽瘴痼疾。
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如何通过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落实上述政策文件，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如何能够使高等教育仍然保持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治理究竟如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如何通过改革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厦门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贺祖斌及其研究团队专程拜访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懋元先生，并就上述问题向先生请教。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多样化发展
贺祖斌：潘先生，您好！我记得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不久的2001年，先生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上提出“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个命题，包涵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按照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应当是个真命题，但按照大众化教育阶段多元化的教育质量观，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个假命题。同时您指出：解决高等教育质量虚假下降的对策是转变教育质量观，采取多样化的招生方式与评价标准。现在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即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应如何促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潘懋元：关于如何理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里有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有人把高质量发展理解为数量的发展，而非多样化发展。依据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是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我国2019年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51.6%，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水平，基本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我国过去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高校招生就是一种选拔，就是选拔优秀人才。但是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正进入普及化阶段，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存在的是大学、专业和学生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
高等教育多样化已成为国际共识，如何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成为各国所关注的问题。为此，要求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多元化，即坚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指的是高校同时具备特色化和个性化、满足人民的不同教育需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几乎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趋向多样化，虽然有些学校，尤其是具有理论传统的大学对变革有一定程度的抵触，但从总体上说，高等教育已经在较短时期内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大学各具特色，都有争创一流的潜质。高质量的一流大学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学院，也可以是锐意变革、勇于创新的后起之秀。
贺祖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如何认真贯彻落实到位？特别是在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后，您认为应如何更准确、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多样化的特点？
潘懋元：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弄错，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所有的高校都去追求成为研究型大学，都去追求建设研究型“双一流”大学。何谓高等教育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年前就提出反对唯一的质量标准，而应该采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办一所学校应该综合考量教学质量、管理质量、财务质量等种种质量标准。1998年，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大众化的时期，我曾提出过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应当多样化。我所指的质量标准多样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的有所不同，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各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上述三种类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并无层次高低之分，更无社会地位之别。
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我们需要有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但是，研究型大学在高校中毕竟只占少数，更大数量的、亟待发展的应该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更重要的是要大量发展各种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现在高等教育的类型已经超越了马丁·特罗当初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类型。所以，不要错误地认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所有高校都应去追求成为研究型大学、追求“双一流”，而要大量发展应用型本科和各种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
贺祖斌：先生，那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如何发展呢？
潘懋元：许多人一直有一个误解，即认为职业教育只能是专科层次。其实，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包括职业型的本科和职业型专科。教育部于2021年1月印发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对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予以应有的重视，目前已经有22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大学。国务院在2019年1月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不是两个层次的教育，而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目前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但是，在教育部分类列表中还在校名后括弧内强调“职业”二字，我认为这实在没有必要。人人都要有职业，为何职业教育要低人一等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呢？原因在于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想必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思想重学术轻应用。这种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尤其体现在错误的招考政策导向上，分数高的学生考入普通研究型大学，分数中等的学生考入本科高校，分数更低的学生考入职业教育学校。但实际上，这种以分数高低来分类学生是非常不科学的，所有学生中只有少数人适合做学术研究，大部分人适合进入应用型本科或是职业技术院校。让所有人都去追求考高分，引导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思想是不对的，这个引导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要引导他们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要培养出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
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角度来讲，国家需要一大批科学家，还需要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需要更多的“大国工匠”。因为真正生产粮食、建造房子的大多是各种类型的工人，而不是科学家和官员。高等学校的定位与发展，既必须遵循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又必须遵循教育与社会发展外部关系规律的要求。
高等教育普及化后并非所有的高校一定要去追求有多高的学术水平，而是要追求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世界范围内，随着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逐步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全纳教育思想将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必将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基本理念。届时，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同时，高等教育还应向农民工、复员军人等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甚至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群普及。这就需要部分高校的建设为这类人群服务，基于他们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匹配的符合高等教育标准的知识补习。比如，二战后美国曾出台一个关于复员军人受教育的政策，要求高校给复员军人提供学习机会。那么，就需要存在这样一类学校能够给予复员军人合适的教育，这无意间引起了当时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中国台湾地区由于少子化现象的出现，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考成绩只能影响他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类型。又比如日本，提出职业教育要办在火车站附近等交通方便的地方、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办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
因此，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不仅要求高校类型多样化，教育内容还要包括多样化的培训教育，最终使得人人都能获得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教育。
二、高校治理关系的现代化建设：完善政府与大学、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治理
贺祖斌：我曾经在《中国高等教育》2020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论文，提出“要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在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的执行机制、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性保障”的观点。我想向您请教，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政府、教育机构、社会的合理关系应当如何建构？
潘懋元：你这篇文章我看过，你提出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其手段是完善高等教育制度”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基于“管办评”分离，“放管服”一体化的原则构建政府、教育机构和社会三者关系。
政府如果同时掌握着“管办评”的权力，既是管理主体，又是办学主体，同时也是评价主体，那么有可能导致很多问题。《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厘清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所以，“管办评”不能都是政府的事，三者必须分开。当前，“管办评”分离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定位不清晰、学校的办学和治校活力不充足、社会的参与和督导不深入等问题。实现教育的“管办评”分离，绝不是将政府、学校与社会隔离开来，而是明晰三者之间的权责边界，使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为充分发挥管办评三方的合力效应，应避免管办评分离而出现的权力真空、职能死角和责任盲区，必须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
同时，政府要始终秉持“放管服”一体化的原则。通过厘清政府、学校、社会的权责边界和相互关系，界定和明确三者的权力和责任。长期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重于管理，轻于服务，使其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空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并未适应。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放管服”一体化原则。
“放”的本质是简政放权。简政就是精简行政，减少行政管理过程中烦琐多余的审批手续和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放权就是下放权力，将高校自己能办的事情交给高校去办。“管”的核心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型。也就是说，政府管理应该从微观干预转向宏观控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监督，从依赖权威转向制度优先。“服”指的是以服务为导向，通过推动政府服务高等教育方式与机制的变革，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提升教育治理的服务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三、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正确处理学术与行政、学校和学院的关系
贺祖斌：我曾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即《大学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篇文章对大学内部行政化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大学治理的实质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讨论了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我想向您请教，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高校应当如何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潘懋元：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我觉得要处理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问题，要正确处理学术与行政、学校与学院的关系。
过去的书院关系很简单，山长可以兼任校长和首席教授。现在高校规模大，关系复杂，教授难以兼顾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即便校长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也难以在统筹学校的所有事务的同时兼顾治学的任务，所以校长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学校管理。但是校长也不能因此只管理学校，而不从事教学工作。因为如果离开了教学岗位，校长就很难理解教师的苦处，理解教师所面临很多事务性工作带来的负担。
我们讲“教授治校”是不妥的，因为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科研，而非管理学校，所以应该讲“教授治学”。相对于校内外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教师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拥有广博的学术知识，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因而教师参与决策必不可少。另外，大学章程还需要理清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边界，要扩大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的范围，并将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平等话语权和利益诉求纳入到大学内部治理框架中。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提倡尊重学术权并不意味着轻视行政权，因为行政权力的合理使用是保障高校运行效率和秩序的必要条件。一个学校正常运行所需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协助，各方面事务的处理都要行政部门来解决。但是，行政部门的工作要始终围绕为教学、学术服务来开展，以行政、组织的角度来辅助院系的教学工作。所以行政和学术由各自专业的人负责，两者必须被明确分工，明晰学校与院、系、所的关系，明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规定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教职工代表大会及教授会等内容。所以，我想说的是，学校应该有行政，但是要减少行政化。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解决“行政化”的问题。学院的院长处处受制于各处的处长，甚至院长不仅要听处长的，还要听科长、干部的。
贺祖斌：您所提到的高等学校行政化是否可以理解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您是否认为学校不应当成为一个官僚制的机构，或者说即便校内存在官僚制组织，那也应严格设定它的活动领域和范围？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不是要处理好学校与学院两级的关系问题？
潘懋元：是的。衙门自古以来都有，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当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严重，大学治理的目标应该是提升学术权，限制行政权。从尊重学术规律，尊重和重视学术权力，增强学术权利的决策权出发，赋予学术群体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从而使行政权力由“管制行政”转变为“服务管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还需要提到的一个方面是，学术权力必须下放到二级学院这一层次，教学工作不能通过行政部门来管理，而应该实现二级学院的自主管理。比如二级学院引进人才是学术事务，应该由学院来决定。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引进人才是由人事处、党委、校长来决定的，学院没有权力，这是错误的。因为判断一个人才是否适合，本专业的同行专家最有发言权。更糟糕的是，高校引进人才的程序非常烦琐，甚至持续时间可达一年之久。例如南京有个教授要来厦门大学工作，我们对他非常满意，便到学校启动入职程序，结果“手续”还没过半，人家说不来了，已经到其他学校去了。再如，我们要从广西引进一个人才，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已经同意了，人家辞职后，厦门大学的“程序”才走到一半，人家又去别处了。学校中的程序烦琐，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层面，在学校和学院（部）之间还存在“学科”这一层次，几个院系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学科”这一行政层次，一年开两到三次会，在开会时才来讨论引进人才的事务，结果就耽误了很多事。学校行政是来服务学院，而不是来“管”它们。并且“隔行如隔山”，其他专业的专家可能未必懂得本专业的学术事务。另外，学校的人才引进标准过于单一化，甚至是僵化，用“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显然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应该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多样化分类评价
贺祖斌：多年来，我国一直想解决高等教育评价中的问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一次提出“破五唯”的问题。为了深入解决“五唯”问题，2020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破除“五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我们广西师范大学也正在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研评价、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评价方案的制度改革，但在现实中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难度很大啊！关于破“五唯”如何破，“五唯”破了以后，教育评价体系应当如何“立”起来，您有什么建议呢？
潘懋元：想要破“五唯”相当难！“五唯”是一个机械固定的人才评价标准，是高校现有用人标准的基本导向。自从有了“五唯”的评价标准和量化办法，评价就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种方法只需要做简单的数学运算，就能将教师一个不漏地算出总分和排名，进而就可以对教师施以赏罚和奖惩。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学术评价的权力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转移，使评价权从同行专家那里转移到了管理者的手中。然而，高校教师的学术评价，只有同行专家才能胜任，这是一种基本的常识，也是国际惯例。高深学问的成果，如果不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同行专家，其他一般人连看都看不懂，遑论还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作为一个机械固定的、缺乏弹性的高校教师评价标准，“五唯”导致行政部门的评价去责任化，更导致人才“冒”不出来。即便量化评价因其固有的谬误在近几年遭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反对，它的泛滥趋势却一直盛行不衰，甚至有增无减，重要原因就在于管理部门实在是乐此不疲，这种评价办法对行政部门来说委实好处多多：既可以不断显示政绩，又可以使得师资管理和学术管理变得简单、轻松，还可以拥有评价权。
那么如何破除“五唯”呢？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等教育的评价要以内涵式的发展来代替“五唯”。内涵式的发展包括课程、教学、教师、学生四个方面。课程是内涵式发展的本质，课程的质量要提高。那么，如何把高质量的课程转化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那就需要教师成为创新型的人才，把高质量的课程转化为学生的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为创新型人才。高校办得好不好，最终要以培养了多少人才以及对科学、文化、社会做出多大贡献来衡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教师工作的评价首要关注教师对本科人才的培养，对本科教育的贡献。对教育学生工作的评价，要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对教师科研的评价，要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
贺祖斌：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充分认识到了教育评价的重要性，认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旨在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您认为，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评价而言，应当如何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评价机制的深度变革？
潘懋元：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要坚持分类评价。分类评价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是一以贯之的。
要按照不同的高校类型，分别采用相应的评价标准。为了解决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应该从转变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入手。在1999年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前一年我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走向21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提出质量本身是多维的、多样化的，怎么能用研究型大学的尺子来衡量应用型本科，怎么能用应用型本科的尺子来衡量职业教育？当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高校时，不同类型的高校只能通过弄虚作假来符合统一的标准。过去在用统一标准来评价所有高校时，很多学校打出口号：“迎评”多少天！这就惨了，老师们从早忙到晚去弄虚作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多样化发展，并需要建构多元评价体系。必须大力推动各级各类院校发展，激发办学活力。“双一流”建设不能局限于少数的“985工程”“211工程”院校，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有它们的“一流”，也能成就各自的“一流”，要用多元的质量观和标准激发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
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应当基于各自的学科属性。历来学工科的人常常看不起文科，学理科的人也看不起文科，理工科的学者认为自己在创造价值，而认为文科的人只是在空口说话。针对上述问题，王亚南在任厦门大学校长时，有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指着理工科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最好的，能够生产东西的，你们还要受我们来管，理工科要受文科的管理。”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发文难度差别很大，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例如国际上推崇医科，医学无国界，那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医学研究成果就相对容易。但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政体，政治学和哲学等文章的发表则会有更多的限制。因此，对高校教师科研工作的评价，应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特点，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长期评价，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注重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
五、学科展望与百年期许
贺祖斌：我最近注意到，您在《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刊发了《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一文，提出高等教育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这是我们从事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一件大事，非常兴奋。请您谈一谈文中观点的核心要义。
潘懋元：我们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应该是本土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学科叫高等教育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把高等教育研究看作一个领域，而不把它看作一个学科，而我们中国是把它当作一个学科来看的，中国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在当时，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没有建立起来，就不能培养研究生，因为按照我国的学位制度，研究生的培养要依靠学科。此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高等教育学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以便招生，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的国情。目前，高等教育学科在全国已有二十多个博士点，一百多个硕士点，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才。在这期间，我创造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若干第一：第一个提出来建立高等教育学，创建了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成为高等教育学的第一个硕士生导师、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我提出的高等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尤其是第一条，即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就完全是在总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但是，我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尚不完善，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结构的开放系统，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把握其内外部关系及其规律，必须借助不同学科的力量，采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全面、深入地了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可以通过举办学术沙龙等非正式的多学科交流形式，强化学科间的有效互动。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努力摒除学术惰性，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即学科的主体间性，这是获得学术承认进而维系学科发展的符号资本。其次，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高校经费划拨按照一级学科来计算，二级学科没有经费；因此，从2005年开始，许多大学不得不去掉“高等”二字，把“高等教育研究所”改为“教育研究院”或“教育学院”。
然而，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应该是一套相对独立的体系。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程度愈加凸显，需要多样化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投资体系、类型与层次结构。作为一门典型的开放性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主动纳入交叉学科门类，成为其下属的一级学科。只有以一级学科身份纳入“交叉学科”门类，高等教育学才能有效避免“盲人摸象”“一叶障目”，准确描述现状、解释现象、预测趋势、控制变量、切实解决现实难题，创造性地发展学科理论。所以，高等教育学只有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之下以一级学科身份整合相关学科知识，才足以应对当下高等教育面临的复杂难题。
贺祖斌：2012年到2013年，我曾经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期间一直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对先生和厦大很有感情，心怀感恩。厦门大学即将举行百年校庆，您对厦大的下一个百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潘懋元：厦大百岁，我比厦大大一岁。80年来厦大的发展变化，我是亲历者。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以“南方之强”的雄姿，继承发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校训精神，发扬“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国家需求，明确目标定位，抓住发展机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希望年轻的这一代不负韶华，共创辉煌！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大学都要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大学命运共同体通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素质的时代新人，提供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支撑，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为促进各国互信合作、交流互鉴和互利共赢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潘懋元（1920—），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贺祖斌（1965—），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转载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7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