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二是世界级高水平大学的状况。在这两个基本方面，我国教育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令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亿人，占总人口的15.5%；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5467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6537人，增长73%。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能够实现如此成就，实属不易。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在校生规模只有11万人的基础上起步的，而且是在百废待兴的环境中开局的。今天，在校生规模超过3300余万，实现了近300倍的增长。尽管我们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受过挫折，但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积极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的方针，推动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取得了斐然成绩。
1999年是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历史拐点。党中央决定当年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既有在经济上拉动内需、延缓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考虑，也清醒认识到“我国非义务阶段教育发展不足已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而且“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化程度，积累和储备更多的知识和人才，迎接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战略意义”。扩招政策一经发布，立刻引起社会热烈反响。那时，笔者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作为一个政策执行者，对此感受尤深。那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23万人，增长4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
扩招后，学生高兴地进了大学的门，但校舍、师资、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的不足都暴露出来了。从中央到省（区、市）和各个高校，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较快解决了这个系统性难题。一是认定方向不动摇。大家一致认为，扩招是满足群众需要、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好事，应当努力把这件顺民心、得民意的好事办好。认识一致是全面推动工作的基础。二是汇聚力量扩资源。改变只靠政府办高等教育的计划思维，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包括发挥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促进民办高校的发展和推动高校后勤社会化等，成片的大学园区和现代化的校园相继落成，迅速缓解了高教资源严重不足的困难。三是守住质量生命线。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后，师资状况、教学过程、教学管理等都与之不相适应。教育部门和高校都马上作出反应，推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授必须上讲台等加强教学管理的措施，守住质量底线。四是加快改革增动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考试招生体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各项改革的全面推动，以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举措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高等教育焕发出强大活力。
系统性的举措，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打消了人们“扩招能否持续”的疑虑。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达到51.6%，迈入普及化阶段。中国用17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完的“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
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事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因此，也是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的问题。扩招后，国家建立了面向大学生的经济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取消了高考的年龄限制，保障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总之，建设平等而面向每个人的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追求。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重点建设带动全局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院系调整，建构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随即就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方法推进高教发展。1954年，国家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等六校作为全国性的重点高等学校，要求重点高等学校在贯彻中央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加强行政领导等各方面能够先走一步，取得经验，由教育行政部门及时总结推广，以带动其他学校共同前进。显然，这六所重点高校的选择极具战略性；而重点建设的内容又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后，重点高校的数量不断扩大，至1963年，全国重点高校达68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把教育和科学列为我国发展的战略重点，确立了依靠科技进步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他一再强调教育要优先发展，主张一定要先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4年，国务院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作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加强建设。
令人鼓舞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显著，我们党敏锐识变，开启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其目标直接锁定世界一流大学、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从此迈开了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的豪迈步伐。
当今的“双一流”建设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在“211工程”“985工程”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的平稳延续，更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擘画和政策创新。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教育资源的配置，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处于世界中上行列、谋求更高水平发展的突破口，是高等教育新发展的标志工程，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深层谋划，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这种深层意蕴既体现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目标要求上，更体现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创新中。
“双一流”建设政策创新的价值追求是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这样的政策不是刺激学校偏离大学职能而追求各种排行榜的位次，而是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实现大学在现代化建设和文明进步中的应有责任。
从2017年9月正式公布名单算起，至今只有三年有余，由于顶层设计科学、建设思路正确、责任明确、指导得当，“双一流”建设高校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强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完成了阶段性建设任务，实现了阶段性奋斗目标。在可比指标上，若干高校显著缩小了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一批学科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更多的学校和学科明显缩小了与世界对标学校和学科的差距。三年多的实践，也积累了持续开展建设的宝贵经验，为下一步的建设开辟了道路。
在资源总量约束条件下，普及和提高是一对矛盾。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协调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强大的治理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党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采取协调、积极而行之有效的举措，即使高等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又与时俱进地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使“双一流”高校建设朝着世界一流的目标行稳致远，并且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党领导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秘诀。
（作者：瞿振元，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1年06月09日）
